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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朝中后期有那么多节度使,为什么只有安禄山造反呢?

唐朝中后期,节度使的势力大大加强,甚至到了独揽大权的地步。下面趣历史小编为大家带来详细的文章介绍。

安史之乱是一场让大唐伤筋动骨的叛乱,此后庞大的帝国便一蹶不振,直至灭亡。叛乱前安禄山的身份是平卢、范阳、河东三镇节度使,是大唐肩负重任的边将,竟背叛了深信他的唐玄宗而反戈一击。

所以,很多人在研究安史之乱的爆发原因时,将目光锁定在了大唐的边防制度,认为大唐就毁在了节度使制度上。

其实并不尽然,在安禄山之前,节度使制度已经实行了四十多年,手握大权的节度使不计其数,像盖嘉运与王忠嗣,二人所掌握的实力甚至超过了安禄山,但他们却并未造反。那么,在这么多节度使中,为何唯独安禄山造反呢?

手握重兵的将领,历朝历代都是皇帝防范的重点,大唐也不例外。为了防止他们造反,朝廷在制度上设置了多重保险。

首先,大唐立国以来所施行的是府兵制。战士们平时务农,战时上阵,享受免除赋税的待遇。全国有六百多所被称为“折冲府”的军事组织,各有800到1200人不等,而且有四百多所分布在长安、洛阳,以及李唐起家的大本营太原,这个三角区域周围。

而边疆地区,只有隶属于各都护府或都督府的少数警戒部队。一旦发生战事,各折冲府召集兵力,由皇帝指派的将领带队出征。完全是内重外轻的军事格局,没有将领造反的隐患。

后来由于多种原因,府兵制逐步瓦解,募兵制取而代之。所招募的士兵基本脱离了生产,成为职业化军人,有助于军队战斗力的提高。随着募兵制的施行,边疆地区的“节度使”制度也应运而生。景云元年,唐睿宗任命薛仁贵的儿子为薛讷为幽州镇守经略节度大使,节度使就此诞生。

虽说节度使权力很大,所辖区域内的军、政、财大权一把抓,为边将造反提供了温床,但是大家不要低估古代统治者的智慧,为了防止边将造反,他们总结了“不久任,不遥领,不兼统”三项准则。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将军,不让边将们久处一地,培植个人威望,很好地防止了他们做大做强。

但唐玄宗即位后,对边功的追求比较狂热,只要能打胜仗,什么准则都弃之若履。宰相张说、萧嵩、李林甫、杨国忠都遥领节度使;有能力的大将兼任现象比比皆是,王忠嗣竟腰挂四镇节度使大印;安禄山、哥舒翰、高仙芝这些将领熟悉了所处的边疆状况,能打胜仗,自从当了节度使就没挪过窝。

为了边功,玄宗抛弃了三项准则。不过,别担心,此时朝廷对于边将的制约还有一道保险,便是“出将入相”这条规矩。

大唐时期文官武将的区分并不明显,而且大家都热衷于挤在京城当官,任命到地方去当个独掌一方的三品刺史也都哭丧着脸,感觉像被流放。于是朝廷制定了规矩,不在地方任职而想当京官,没门。于是,去当地方官职最高,最容易立功的节度使,便成为当宰相的捷径。

所以,当时担任节度使的高官们,在任上都想着法立功,让战功成为进身宰相的垫脚石,并没有培植个人势力想法。比如,张说、李元纮、萧嵩、牛仙客、李适之,都是通过先担任节度使,再入朝为相。

但是,李林甫担任宰相后,最后一道保险也被拿掉了。因为李林甫担心这些出将入相之辈动摇自己的地位,于是,他给玄宗出了一个很馊的主意:建议启用身份低微的胡人担任边将,胡人既勇猛善战,又无在朝中结党的可能。

一心想着开拓边疆的玄宗竟同意了这个建议,这样一来,所有的保险均不复存在。边将之所以不造反,仅仅靠着那颗对朝廷的忠诚之心。但所谓忠心,看不见摸不着,有几分可信呢!从表现来看,似乎安禄山才是最忠诚的将领。

皇帝贪图边功,宰相自私自利,使节度使制度被一改再改,不但失去了原有的效果,反倒像是为安禄山的造反量身打造。所以,安史之乱的爆发的原因并非节度使制,制度并没有错,而错在了制定与施行制度的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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